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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北联合大学的学科发展及其贡献
发布时间:[2017-05-11 23:07:44] 阅读次数:[169]

张亚群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中,学科变革居于核心地位。作为近代大学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典型的舶来品。与大学学术机构一样,中国近代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西学东渐激发的知识更新与学科转型,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大学史,就是学科不断变革与扩展、学科建制逐步发展演变的历史”。抗战时期,在极为艰难的教育环境下,一大批内迁高校通过异地办学、联合办学和系科重组,不仅保存和延续了珍贵的学科资源,而且促进了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其中,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办学活动就是成功的范例。本文运用宏观考察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大学变迁与学科演进的互动关系,论析国立西北联大及其分立各校的学科发展特色及历史贡献,为当今大学学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大学分合与学科重组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受社会政治等因素影响,高等学校聚散离合特别频繁。自清末创办近代高校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一般渐进的变动以外,还经历过六次较大规模的变迁”,其中第三次就是全面抗日战争初期(1937—1940年)高校大规模搬迁与组合。高等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每一次变迁,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学科的变动与重新组合,以“适应”现实的要求。

       从近代高校与学科的关系来看,二者相互依存和影响。大学以学科为基础,学科的生成和发展,直接影响着大学的组织机构、形态演变和功能作用。中国近代的学科变革发轫于洋务教育,历经清末学制改革、废科举兴学堂以及民初学制改革、“壬戌学制”改革三次重大变革。与之相应,高校设置经历了洋务学堂(专门学科)、分科大学(多学科)、单科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并存的演化过程。

       清末移植日本学制,以分科大学为基本模式。京师、北洋、山西三所大学堂设立文、法、经学、格致、工、师范、农诸学科门类。民国初年,蔡元培引入德国大学理念,变革大学设置标准。大学实行“七科”制,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废除经学科,将其内容并入新的文、史、哲等学科门类。至此,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已为西方学科制度所取代,并建立新的课程体系。依此标准,除教会大学外,1916年全国只有国立北京大学、直隶北洋大学、山西大学、私立中国大学、私立朝阳大学5所大学。1917年《修正大学令》及“壬戌学制”的颁布,确立了单科大学的地位。师范教育独立成科,后演变为教育学科,大学增为“八科”。一些高等专科学校纷纷改制升格为大学,公私立大学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由此也衍生滥设大学、学科重复设置、文实科比例失调、师资不足、办学质量下降等问题。

       在高等教育变革过程中,国立大学作为最高学府,不仅自身适应学制变革和人才培养的要求,不断调整其学科建制和课程结构,而且对其他大学的学科建设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前半期,国立大学的学科建制,经历了从“科—门”、“科—系”到“院—系”的发展历程,“开创了大学学术组织的学科逻辑模式”。就西方高等教育对中国影响而言,美国大学教育模式后来居上。在美国,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学院改革,推动着大学自由选课制度的流行,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过度专业化。专业化加速了系的发展和大学课程的迅速增长。美国大学模式的变迁,通过日益兴盛的留美教育热潮,迅速推动着中国大学教育变革。1921年郭秉文在南京高师基础上创办东南大学,“掀起了国内高师改办综合大学的潮流,开创民国后期综合大学设立教育系、院之先河”。二三十年的大学教育模式,采用“院—系”建制,学分制的教学管理以及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另一方面,在留日学者的教育理念影响下,1923年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近代大学定型的又一标志。

       受社会政治、经济、办学状况、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大学与大学,大学与学院、高等专科学校之间,科系调整与院校分合极为频繁,利弊参半。如,自1917年开始,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的法科、工科相互调整合并。此举虽然加强了北京大学的法科及北洋大学的工科,但也导致两校失去了相应的重要学科,改变了办学传统,对其后学科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1927年8月,奉系军阀统治北京,藉减少系科重复、节省经费开支之名,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共9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成立“京师大学校”。次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大学区制,将北京9所国立大学、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以及和北洋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天津法政专门学校等合并为一所大学,先后改称“国立中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改组为11个学院、2所附属中学、2所附属小学、1所蒙养院。这两次大规模的院校合并,引发一系列混乱,对各校原有的学科建制和正常教学产生严重冲击。

       新组建的北平大学,将各校降格为学院,拆散重组系科,实际上是各自独立的几个院校联合体。据1937届毕业生回忆:“大学校部在中南海西门内,所属的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法商学院、女子文理学院位置极为分散,各学院独立性很强,校部很少过问。”北京大学文科、河北大学文科合并为“文学院”,北京大学理科改为“理学院”。北京大学法科、北京法政大学、河北大学法科、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合并为“法学院”。北京工业大学改为“第一工学院”。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合并为“第二工学院”(1929年12月改称北平大学工学院)。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大学农科合并为“农学院”。北京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医科合并为“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改为“第一师范学院”。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合并为“第二师范学院”(1929年12月改称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改称“艺术学院”。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改称“俄文法政学院”。

       在师生的强烈反对下,1929年8月,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第一师范学院和第二工学院脱离该校,恢复原名(北洋大学因不足三学院,易名为北洋工学院),独立办学。此后,国民政府颁布多项训令,整顿北平高等教育,严格控制大学标准,继续调整学科设置,减少高等院校数量。为避免学科重复设置,1931年2月后,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及其所属女子中小学、蒙养院,并入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9月,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改为商学院。1934年7月,商学院与法学院合并为法商学院。1933年8月,该校女子文理学院将原有的10学系裁并为5学系及2专修科。1933年6月,艺术学院奉教育部令脱离北平大学,于次年重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至1934年7月,北平大学拥有工、农、医、法商、女子文理5学院,“学科结构、文实比例均趋合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更多高校内迁西部,实行多种类型和形式的联合办学。从办学主体来看,既有国立院校的联合,也有公立与私立院校的联合。就办学实力而言,既有强强联合,也有强弱联合,乃至弱弱联合。如国立西南联大、国立西北联大就是强强联合的典型。其他院校的联合办学还有: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组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合组国立艺专。江苏医政学院与私立南通学院医科合并为国立江苏医学院。私立沪江大学、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合办法商学院,之江大学贵阳分校加入,合办法商工学院。原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农艺系合并而成国立中央大学。原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交通大学。原省立山西大学、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山西大学。

      此外,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原有高校也与西迁高校院系联合办学。如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与西迁成都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东吴大学生物系等联合办学。它们或合办联合医院,或联合开课,共同举办学术刊物、学术讲座,共享图书设备,甚至合作办学。

由上述可见,联合办学是抗战时期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方式,适应了各校办学需要。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联合办学,集聚教育资源,推动了合作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二、国立西北联大的学科构成与发展特色

      1938年4月组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而来,是抗战时期华北几所高校西迁联合办学的重要载体。其学科和师资来源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大办学主体以及北平研究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这些西迁院校整合学科、师资、图书设备等教育资源,形成实力雄厚的联合办学体,成为我国西北高等教育的重镇。

      在学科构成方面,西北联合大学囊括文、理、法、商、工、农、医、教育八大学科门类,是当时学科较完备的国立大学之一。据1938年4月18日西北联大常委会议通过的《本大学组织系统说明》,该校分为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6学院23个学系。从历史渊源和学科水平来看,这些学科大多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文理基础学科特色明显,教育、工科等应用学科实力很强。国立西北联大的办学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各校联合办学时期(1938年4月至7月,6学院);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4学院);二是国立西北五校合作办学时期(1939年8月8日至1945年8月14日)。各阶段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初期实行联合办学,促进学科优化组合。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及北平大学工学院合组而成,设有土木工程学系、矿冶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和纺织工程学系等六系,成立工科研究所。北洋工学院源于北洋大学,清末与京师大学堂齐名,办学历史最为悠久(1895年创立),工科、法科(后并入北京大学)享有盛誉。西北联大的教育学院(后改称师范学院)设有三学系,其中教育学系、体育系主要来自北平师范大学,家政系来自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北平师大源于1902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国内最早创建也是当时唯一的师范大学,在基础学科、教育学科领域具有显著优势。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源于1906年创办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其系科设置深受美国教育影响,在女子师范教育、家政教育方面颇具优势。

      国立西北联大的文理、法商、农、医各学院,主要来自北平大学各系科以及北平师范大学文理科部分教师、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1937年北平大学迁至西安后,其女子文理学院改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西北联大组建后,文理学院设有国文、外国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八系。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承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科建制,设有法律、政治经济和商学等三系。西北联大农学院设有农学、林学、农业化学等三系。该学院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后改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西北联大医学院不分学系,其渊源可溯至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是我国最早培养高级医学专门人才的学校。

      在艰难条件下,西北联大在城固县城、南郑县、沔(勉)县 6地联合办学。在办学管理方面,《本大学组织系统说明》规定:(第六条)“各学院设在城固城内大学本部者,一切行政事务均由本大学常委会所属各处组办理。其不设在大学本部之各处学院,由院长秉承常委会督率各该院事务室人员办理,遇有对外重要公共普遍性之事项并须由院送请常委会统筹办理”;(第七条)“凡不相关连(联)之学系合设在大学本部以外之一处时,得组织分院院务委员会,代行院长一部分职务,但重要教务之执行,须争取相联系院院长之同意,其他事项与第六条规定同。”由此可见,西北联大分区办学具有学科相对独立性,便于各学院因地制宜,组织教学活动。

      第二,后期分为国立五所院校,发展优势学科,增设新系科。

      由于人事、政策等原因,国立西北联大作为办学联合体存在时间只有一年四个月。1938年7月,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相继独立设置。1939年8月8日,国立西北联大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原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医学院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各自独立办学。由国立西北联大演化而来的五所院校,各具学科特色与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办学体系。

      由原西北联大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组建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在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办学。在原有系科基础上,增设航空工程学系、水利工程学系,发展为8学系。1942年增设工业管理学系,并创办矿冶研究部、学术推广部及大学先修班两班。国立西北农学院由西北联大农学院与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而成,1939年4月正式成立。在原有3学系基础上,增设园艺学、农田水利学、畜牧兽医学系,发展为6学系,并设立农业经济专修科。1940年增设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次年设农业科学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1946年增设农业机械学系和农产制造学系。由此形成了10个学系、完整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奠定了西北农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农学与农业技术的基础。这些学科的创立,培养出大批应用专门人才。

      国立西北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继承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文、理、法、商四个学科,在城固县城内办学。初设文、理、法商3学院12学系,另与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合办1个先修班。1944年9月文学院增设边政学系,次年增设教育学系。此外,该校创建师范、经济学、西北文物研究所(室)和数学研究所。国立西北医学院独立办学后,1945年兰州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并入,改为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1946年8月,西北医学院改为西北大学医学院。1947年设立医科研究所。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成立后,在城固县城文庙办学,学科建制和教学课程获得较大发展。该校设有10学系、6个专修科和师范研究所(教育学部),即国文、英语、史地、公民训育、数学、理化、博物、教育、体育和家政学系,劳作、国文、史地、理化、国语、体育专修科;师范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此外,举办附属中学(含中学部、师范部)、附属小学、函授学校以及劳作师资班、优良小学教师训练班和先修班等。1941年西北师范学院在兰州设立分院办学,次年城固本部迁往兰州,1944年11月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至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在汉中、兰州的办学活动,不仅扩大师范教育的范围,也提升了教师培养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国立西北五校虽属独立设置,但在行政管理、师资来源、课程教学、文化交流等方面,仍保持密切的联系。如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1942年春至1943年12月,兼任西北大学校长。西北师范学院在城固办学,与西北大学相邻。为了充分利用宝贵的教育资源,不仅两校学生的宿舍、教室、图书馆、仪器设备合用,而且相关系科及其课程也是合班讲授。西北农学院与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之间,办学理念相互融合,在教师流动、办学活动方面也有诸多联系。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及其分立各校联合办学的特色。

      第三,重视师资建设,为学科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抗战时期高校西迁,教师流动性大,师资流失严重。在校舍匮乏、住宿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下,西北联大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改善教工待遇,延揽名师任教,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国立西北联大分立后,一些相邻的高校,采取互聘兼课方式,扩大名师授课的受益面。

      以国立西北大学为例,其文理科教授多源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北平师范大学。如许寿裳、马师儒、曹靖华、戴君仁、汪奠基、包志立、傅种孙、杨永芳、谢似颜、季陶达、江绍原,以及赵进义、刘亦珩、刘书琴、魏庚人、张贻惠、蔡钟瀛、杨立奎、谭文炳、虞宏正、刘拓、赵学海、殷祖英、黄国璋、郑励俭、傅角今、郁士元、刘汝强、陈兆骝、汪堃仁等,成为西北大学文理科师资的骨干。其中,马师儒教授1939年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出任西北大学校长。在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被列为两校共有的教授就达55名。

      西北联合大学工科、农科和医科的发展,也得益于名师的作用。以原北洋工学院为主体的西北工学院,师资力量雄厚。22名教授中,不乏中外著名专家学者,没有留学经历的不过一二人。如西北联大工学院院长李书田,1923年北洋大学土木工程学毕业,留学美国获得康奈尔大学工学博士。西北联大土木工程系主任、西北工学院水利系主任周宗莲,留学英国孟都斯特大学工学博士。西北联大矿冶系主任魏寿昆,留学德国柏林工科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机械系主任、教务主任、西北工学院潘承孝,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获机械工程师、硕士学位。电机系主任刘锡瑛,留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获电机硕士学位。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也聚集一批名家。如西北农学院院长周建侯,西北医学院院长吴祥凤、蹙先器等。这些名师为各自学科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培养出高质量的专门人才。

      第四,受办学传统和社会需要影响,各校形成自身的学科发展特色。

      西北联大学科齐全,在文理基础学科及工科、教育、法商等应用学科建设方面各有侧重。在办学过程中,工科、农科及教育学科,因应抗战军事、社会需要,增设航空、水利、工业管理、农业经济、教师培训等新的科系,培养了更多的应用专业人才。

      同时,在人文、社会学科建设中,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色。以法科为例,受教育法规、办学传统及学科渊源等因素影响,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的法学教育互有异同。两校法学院在系科建制、培养目标、公共必修课、基础专业课方面大体相同,但在教师来源及留学背景、学术取向和政治选择、专业选修课和育人环境方面存在明显差异[18]。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特色中,可以进一步认识西北联大的办学贡献。

      三、历史贡献与启示

      国立西北联大的组建及其学科发展,在抗战时期乃至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将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资源转移、扎根于西北地区,与当地高等教育及社会文化资源相结合,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原有的学科资源,而且创造了西部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极大地推进了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就学科建设而论,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的教育贡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西北联大延续了北洋工学院、北平师大、北平大学等校的办学传统,保存了原有的师资和学科资源,促进了教育、工科等优势学科的发展。

      北洋工学院、北平师大等历史名校,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西迁联合办学,得以保存学科实力。抗战胜利后,原西北国立五校,有的迁至西安等地,继续在西部办学,工科、师范教育、综合性大学获得发展。迁至兰州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一分为二。1946年,迁往兰州西北师范学院的原北平师范大学师生三百多人,返回北平复校办学,后复名北平师范大学;留在兰州的部分师生继续办学,由此形成两所高等师范院校。1946年,西北工学院迁至西安,部分教师仍留在西北工学院任教,主体迁返天津办学,复名北洋大学。

      其次,西北联大的办学活动,组建了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拓展了学科的数量和范围,为抗战时期及其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新贡献。

      根据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P1406-1409),1936学年度,全国108所大专院校拥有各类系科(包括学系和专科)的数量分别为:文科192个(学系174,专科18),法科82个(学系78,专科4),商科55个(学系44,专科11),教育58个(学系34,专科24),师范无,理科160个(学系158,专科2),工科99个(学系76,专科23),医科23个(学系8,专科15),农科54个(学系47,专科7),总计723个学科(学系619,专科104)。至1944学年度,国统区145所大专院校拥有各类系科的数量与1936年比,工科系科增加65个,农、法、商、医四科分别增加52个、45个、39个、18个;教育科减少16个,师范科从无到有,净增137个;文、理二科分别减少34个、20个;学科总数增加286个。说明抗战期间,以内迁院校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特别重视应用类及实科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反映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1946学年度全国有185所,各类学科1 404个,与1936年相比,高校数及学科总数分别增加171.30%、194.19%。从学科区域分布来看,在西部地区学科发展过程中,国立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作出了突出贡献。

      最后,西北联大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演化,在西部地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对于改善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布局,促进学科建设的区域均衡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西北联大的科系调整和联合办学为契机,经过九年的艰苦办学,逐渐形成以西安为重心、延伸至兰州、新疆等地的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当年西北联大播下的学科的种子,已经在西北大地上长成了参天大树。”国立西北大学成为西部办学历史最久、学科最强的综合性大学。其学科众多,囊括文、理、法、商、教育、医学各科,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获得了发展。西北师范学院立足大西北,成为国内又一重要的国立师范院校。西北工学院的兴办,促进了工科的发展。1957年,在新的院系调整中,西北工学院与华东航空学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其中,“就包含有西北工学院的大部分院系,形成了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以及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高等工程教育体系。”以国立西北联大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的创建为载体,带动了西部医科高等教育发展。国立西北农学院的办学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出一批杰出专业人才,不仅推动了西部农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也为当今西部农业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为当今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留下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第一,学科积累是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应重视学科发展的传承性,在宽厚的学科基础上发展创新。从办学实践来看,“西北联大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办学成就,重要原因在于其深厚的学术积累”。为了培养人才,传承文化,“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条件下,西北联大仍然重视学科建设,在工程科学、地质学、师范教育、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为后续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办学经验值得深入挖掘和发扬光大。

      第二,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长期的战略任务,需遵循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制定正确的政策导向,引导和保障学科协调发展。学科建设一定要有全局的观点,国家在高等教育的学科选择、学科布局、协调发展等方面担负着重大的指导责任。全面考察抗战时期的学科布局与发展轨迹,对于当今办学仍有启发意义。

      第三,师资是学科建设的主体,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科与学人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学科是平台,学人因为学科聚集在一起;学人是学科的主体,学科因为学人而成为学派。学科建设既要搭台更要聚才,只有依靠人才才能发展成为一流的学科。”推进大学学科建设,需要为教师的成长和发展提供适宜的教育环境,从而创造新的学术增长点。

      第四,大学学科建设既相对独立又要协同发展,共同为培养创新人才和科学研究提供更好的服务。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形式上的联合时间虽短,但是它的精神纽带始终未断,可谓“形离而神合”。“形”就是西迁高校,“神”就是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高校都能够实行联合办学,在今天和平时期更要发扬这种合作办学的精神,在争创“两个一流”建设中取得更好的成效。

      (来源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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