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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新型国际化人才培养
发布时间:[2017-06-19 10:54:01] 阅读次数:[247]

      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15年3月,国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从倡议阶段转入实施阶段。然而,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国际化人才的短板与缺口,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问题。

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出国际化人才需求

  1. 解读“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亚欧非各国在基础设施、投资贸易、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互利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对中国和沿线国家都会产生深远影响。从“一带一路”的框架看,贯穿亚欧非大陆,涉及沿线64个国家的中心城市和重点港口;从中国开放态势看,实现了中国西北地区、东南地区、西南地区、沿海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内陆地区等31个省市区的全覆盖。正如林毅夫先生所言,“这是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提出的新的改革开放战略”。《愿景与行动》中,“一带一路”战略包含两个核心内容,首先是经济互通互助,通过沿线各国开放合作,实现区域基础设施、陆海空通道网络、投资贸易网络的完善与畅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因此如何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构架,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各国最为关注的主题,《愿景与行动》对此给出了规划与路线。第二个核心内容是保障《愿景与行动》落实的关键,即文化的交流沟通。“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基于对历史上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丝绸之路”的思考。“丝绸之路”最初只是作为商贸之路存在,是促进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但从历史纵向看,推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才是至今仍被沿线各国怀念和传扬的缘由。“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个经济命题,也是个文化命题,不仅希望各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实现共同发展,更希望成就沿线各国文化交融繁荣的新景象。因此,《愿景与行动》在“框架思路”的文化交流部分提出“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的设想,在“合作重点”中列出“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促进民心相通的措施。从改革开放总布局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布局,经济线条与人文线条相辅相成,成为中国未来对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特征。

  2. “一带一路”战略所需人才类型与特征。在《愿景与行动》发布前后,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人才问题逐渐成为政府、企业、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各界讨论的焦点话题。

  在围绕本行业探讨国际化人才的问题中,国有大型企业人才布局受关注度最高,因为国企在“十二五”期间,通过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已经具备相当的境外业务开展经验。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7月14日发布的《“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显示,截至2014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已有107家,在境外共设立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80多家央企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这些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企业,虽然在业务拓展中已经具有一定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经验,但在承担“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任务中,面临的国际化人才瓶颈问题依然很突出。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结合企业海外发展现状认为,在国际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大型化、技术复杂化和总承包一体化背景下,要提高综合竞争水平,打造标准、技术、品牌、管理等多方面优势,关键是要强化人才培养,提出“企业负责人要有国际工作经验,要懂外语,要有国际视野”“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国际化的人才队伍,在人才招聘、培训和管理上与国际接轨,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与人才管理的本土化有机结合。”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认为,“各类技术人才、科技人才、项目人才广泛缺乏,特别是具有国际背景和金融专业能力的领导人才极端稀缺,既无法满足“一带一路”深入推进和走出去扩张增质的客观需要,也让各类金融机构在业务拓展上后继乏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马文普认为,要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大力培养专业化的国际性人才,采取科技性人才和管理性人才并重的战略。这些认识主要是从推动业务国际化的角度探讨专业化人才缺口。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从教育领域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角度认为,“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好的国际交往能力,具有较好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声誉,能经常往来于各国间的民间人士、文化使者,他们通过NGO 志愿者、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方式进入到整个社会的肌体中,才能达到民心相通。”此外,各方人士针对《愿景与行动》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目标,提出不同类型的人才缺口,如领导型人才、技术型人才、金融型人才、贸易型人才、法律型人才等,也就是国际化人才,即能够熟练掌握外语,与相关国家顺畅进行政策、项目、金融、商贸等方面合作的人才。

  培养国际化人才是解决“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难点的关键。从国际领域看,这些难题既包括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包括对中国谋求地区影响力的猜疑和顾虑;从国内现状看,如何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情有效开展工作,如何在合作过程中达成制度文化层面的相互适应,是各项合作协议落地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如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认为,“在工业标准和规范协同方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生产质量标准认定、货运能力的一致性、投资法律的协同等方面,不同参与国家的立法部门应该开始协力确认潜在的瓶颈与困难。”合作的基础必须是双方信息的充分传递与良好及时的沟通,包括对国家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经济、法律等综合性信息的双向交流。因此,适应从“请进来”到“走出去”角色的转变,要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各方面联络沟通渠道的人才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充分吸纳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熟悉对象国文化、宗教、法律、政治等情况的国际化人才,与开展具体合作项目的业务人员,形成共同工作团队,做好项目的前期调研、整体策划、风险评估、合作谈判、具体推进等一系列工作。而作为“一带一路”各国共建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精干、廉洁、绿色”作为核心理念,这种将建设理念与国际共识的接轨,是政府、企业及具体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培养大批能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利开展工作的国际化人才,是适应新一轮改革开放布局的必由之路。培养通晓国际规则,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专业人才,是教育机构、专业智库、政策制定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面对的问题。

二、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我国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开展外语教学的院校越来越多,对各专业人才外语学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支撑。

  1. 国际化人才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流合作日益频繁的今天,国际化人才是各国培养人才的共同选择,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这为国际化人才需具备的基本要素进行了清晰界定。

  作为国内已经能够跻身世界一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上,紧密结合本校办学特点,同时具有鲜明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定位。如北京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是“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其中,外国语学院人才培养定位的国际化色彩更为浓厚,希望培养“具备跨语言、跨文化的多重视界的人……不仅能在外语专业之内出类拔萃,而且一旦进入其他专业领域,也将凭借自己受过的严格的、系统的、正规的理论和技能训练,迅速进入角色,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则致力于“培养学生具有健全人格、创新思维、宽厚基础、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并据此建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坚持和完善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教育教学体系。

  承担国际化人才培养重任的外语类院校,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是国际化人才定义的重要参考。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服务国家战略的办学定位出发,提出要培养融通中外文明的引领者,使复合型、复语型、国际化成为其基本特征,而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是其基本素养。上海外国语大学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人文情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外语特长,并能畅达进行跨文化沟通和交流的卓越国际化人才,使其成为面向未来的世界公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培养全球化高素质公民为使命,着力推进专业教学与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培养“双高”(思想素质高、专业水平高)、“两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强、实践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化人才。不难看出,于高校而言,培养基于外语技能、掌握专业知识、具备全球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是其共同的选择,这些院校在长期培养外向型人才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人才培养如何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结论。

  韩国和日本对国际化人才也有自己的理解与考虑。20世纪末韩国从国际化发展趋势和韩国经济、科技战略发展考虑,将具备世界公民素质和领导能力的人才作为基本目标,要培养具有外国知识和外语能力以及理直气壮地和外国交涉,并保持平等关系的能力。日本“国际化人才培养推进委员会”于2012 年6 月公布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指出,国际化人才需要具备的内涵除了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主体性、积极性、挑战性、协调性、柔软性、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对海外文化的理解能力。

  以上国内国际的部分高校对于国际化人才内涵的界定,具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从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提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问题,日本、韩国当年是如此,我国也是在现阶段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新需求提出国际化人才的概念;二是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国情出发,提出国际化人才的基本要素,如韩国提出“世界公民”、日本强调“主体性”,而我国虽然在国际化人才表述中没有说明,但在人才培养整体目标里要求“信念坚定”;三是政府对于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推动各高校结合各自办学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制定具体的国际化人才类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皆从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的高度提出人才的国际视野问题,将国际化作为整体人才培养的要素之一,而外语类院校则强调外语能力、专业知识以及跨文化能力的要求。

  2. 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本路径。国内高校对于国际化人才内涵的界定,蕴含着多年教育实践对一流人才基本素养的反思,包括知识储备、专业水平、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社会责任等诸多要素,还特别强调了适应国家社会开放发展应具备的“国际视野”或“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特质。具体到人才培养阶段,究竟如何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高校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各有不同。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强调学科的国际视野,对学生外语水平有较高要求,最终目的是要求能够运用外语顺畅交流、阅读学科专业前沿著作、参加本学科专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北京大学提出要逐步加强英文平台课程和双语教学课程的建设,鼓励院系积极推出若干门具有鲜明学科特色的英语授课课程作为学校通选课向全校开放,为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构建北京大学本科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创造条件。清华大学通过优化培养方案、建设优质课程,培养具有宽广国际视野及外语沟通能力的学生,如在各专业培养方案中,除了有普遍的英语课程的规定之外,对一些专业的核心课程开设了双语教学,学生既可以选择中文授课,也可以选择英文授课,但必须修满规定的2学分英文授课课程。此外,在夏季学期设置2学分外语实践,为各专业必修环节,要求学生自主参加为期两周的各类外语实践课程或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及跨文化交流能力,其实践方式包括海外交流、海外实习、海外研修、用外语交流的各类校外实践活动,以及校内展开的实践性强的外语课程等。

  外语类院校则强调在熟练掌握外国语言技能的基础上,通过语言这把钥匙,全面了解对象国的文学、历史、哲学、文化、政治、经济、艺术、法律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和基础理论,将全球化视野作为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培养能活跃在国际舞台,在各领域从事外事、翻译、教育、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国际化人才。与综合性大学其他专业人才的国际化素养培养相比,外语类院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更注重对其他国家语言、文化的亲身体察与实际应用,大多数外语专业可以提供在对象国学习一学期或一年的机会,以深入对象国内部了解语言的差异、国情的状况等。即使非外语类专业,也非常强调学生对英语、法语、德语等通用语言的学习和应用能力,要求外语水平达到工作语言的要求,这是外语院校人才培养的特色,也是区别于其他院校同类专业的竞争优势。除了课程设置,学校非常注重第二课堂的学习,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积极合作,让学生在学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参加国际赛事、国际会议的翻译与语言社会实践,实景性的训练既可以使学生建立语言重在应用的概念,也有压力和动力促使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技能。正因在学期间的反复训练与语言实践,外语院校培养的人才普遍具有语言运用能力,有的外语人才还具备2~3门语言运用能力,能满足各行各业对外语人才的紧缺性需求。

  3. 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问题。从一流综合性大学和外语类院校的人才培养来看,国际化人才已成为我国高校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的主要目标之一。教育界目前已经意识到一流人才应具备国际视野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措施实施的效果方面,与“一带一路”所需国际化人才的基本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综合性大学非外语专业的外语教育课时有限,无法达到学生掌握外语技能的最低标准,更多取决于个人语言天赋及个人语言学习时间的投入,大多数学生的外语水平与自如对外交流还有相当距离。二是外语类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偏重技能性训练,在人文社科知识系统化掌握方面存在欠缺,学生对社会现象、国际事务的洞察能力、思辨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三是无论什么类型的高校,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大多止于外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对象国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状况,但是对于国际通行规则、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等整个国际生态的了解和掌握还非常欠缺,尤其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出发、从当代中国现实状况出发,做出不同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的理解与判断,更是软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培养的国际化人才在处理国际事务或涉外事务时,差距还比较大的原因。

三、新型国际化人才的基本内涵与培养模式

  如果说,我国高校对于国际化人才培养是时代的产物,是基于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与国际秩序的需要,那么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交流合作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对于国际化人才的理解需要重新置于新型国际关系和我国发展需要中去考量。

  1. 新型国际化人才的文化属性。统筹布局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愿景与行动》发布后,教育领域先后发布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两个文件,将人文交流与人才培养作为关键词,凸显了教育在沟通民心、促进国际理解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对新型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包括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和来华杰出人才等。虽然这些目标本身都有对应的国家层面的举措或倡议,但就新型国际化人才属性而言,除了技能性、专业性、研究性之外,跨文化的理解能力与沟通能力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最大障碍,语言沟通难以弥补文化背景的差异,因此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国际化人才必须具备理解对方文化并用对方文化来诠释中国的所思所想所为的能力,同时能够“见贤思齐”,反思弥补中国与国际标准或国际认可之间的差距。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型国际化人才要求在掌握语言交流工具的前提下,进行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改变或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者感受,或以他者为中心、失去本我的状况,在两种文化冲突之间,找到彼此的相同点,用对方听得懂、能理解的方式,表达自我诉求、争取对方支持。只有培养大批新型国际化人才,中国在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过程中,才能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改变行动预期与国际评价不相符的现状,改变国际舆论中的负面形象。可以说,目前教育领域在各个教育阶段大力推行的“走出去”“引进来”的教育合作和人才交流模式,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因此,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国际化人才的理解和塑造就变得尤为重要。

  2. “一带一路”战略所需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虽然外交方面已经达成多个协议,许多项目已经处于实施、启动或待启动阶段,但由于涉及多个文化背景迥异的国家,需要经济建设、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新型国际化人才就成为其中更为突出的问题。

  面对各行各业新型国际化人才的缺口,人才培养与项目实施并行,一边推行合作,一边培养人才,已经成为不二之选。总结目前关于如何培养“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所需人才的讨论,大概分为以下几种建议:一是大力延揽国外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如发挥国外华人华侨的力量,借用他们已经熟悉该国政治、社会、法律情况且具备某一专业领域从业经验的优势,做好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对接工作,减少落地风险,持此观点的有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等人。二是培养大量专业性人才。针对在交通、通信、农业、化工、纺织、能源、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的广阔空间,将相关人才作为培养重点,鼓励他们赴外学习,培养专业学科领域的世界一流人才。持此观点的有云南财经大学亚太全球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鼎鑫等人。三是大力培养外语类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人才。促进中国与对象国之间留学人员的互动,增加语言人才培养的交流。

  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急先锋,中国石油、华为、海尔、联想等大型企业在实施国际化战略中,均将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战略重点,借鉴全球知名跨国企业的经验,结合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行业特点,加大对管理类人才和专业技术类人才的招聘、海外培训、岗位锻炼等环节的把控,加快培养本企业的国际化人才。如华为在国内广招财务、税务、项目、融资等方面的高级人才,经过培训输送到海外,同时建立华为大学为东道国员工和母国人才开展跨文化培训,并在海外设立了大量的研究所来吸引大批海外高级技术人员的加入;中国石油为配合海外发展战略,组织实施了较大规模的海外管理人才集中培训项目“511”计划,培养近千名项目管理人才、技术骨干、财务人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海外法务人员等六支核心管理人员梯队,培训方式上与相关院校合作,分别进行脱产外语培训和专业知识培训,同时在海外设立以联合公司为形式的海外人才平台,聚集各国专业人才;而国家电网实施的“国际化人才培训工程”开展分类分专业的国际化人才培训,经过近些年的探索实践,现阶段在人才开发培养模式上有了新的转变,由重语言技能向提升专业管理和综合素质转化,涵盖中西方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跨文化冲突解决、多元团队管理、跨国公司管理、商业领导力、全球思维、战略思维、激发团队效能等多层次、多方面内容。

  以上关于国际化人才的思考与实践,为教育领域整体布局“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教育部2016年7月发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宣布将与沿线国家一起,重点在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共建丝路教育合作机制等三个方面开展合作,并先后与甘肃、宁夏、福建、广西、海南、贵州、云南、新疆8省(区)签署“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统筹协调国内国外优质资源,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培养大批“一带一路”急需人才。

  3. 高校培养新型国际化人才的要义。在国家积极推行顶层设计的同时,各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地,基于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地域特点,也开始积极探索如何培养符合“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的人才,包括承接企业的培训项目、与企业联合为沿线各国设立人才培养计划、推出主题研修课程、邀请专家讲授主题报告、设立学生海外实践项目等。这些举措为解决目前“一带一路”人才缺口、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实施提供了应急方案,也将“一带一路”这个重要主题带入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视野。但从“一带一路”人才急缺的现状出发,反思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缺失,进而调整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笔者认为,新型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要义应该考虑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将外语水平提高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语不可谓不重视,设为必修课,彰显了改革开放对人才培养的影响。但从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和“走出去”企业对国际化人才的外语掌握需求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得到更好的解决。一是语种过于单一,必须实现多元化发展。目前的外语人才主要集中在英、俄、德、法、日、西、阿等通用语方面,非通用语人才比较缺乏,这种语种布局本身就是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映射,在面对21世纪的世界格局变化,尤其是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升的局势来看,学习语种的分布已经明显滞后于我国对外交往的实际需求。因此,在大学必修课中,将外语的语种从英语、日语、俄语扩大至其他语种,给人才成长带来更符合时代需求和自我需求的选择,是未来高校竞争力的要点。二是单纯的外语类人才适应面太窄,必须进行复语型、复合型培养。随着我国外语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必须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根据外语人才的流向与反馈,调整现有专业培养方向,重点培养对外交流合作领域急需的专业人才,如“一带一路”急需的金融、贸易、财务、法律、新闻人才及工程技术类人才。为弥补学科专业的局限,可以进行跨专业、跨院系、跨院校的合作,只有不局限于院系专业划分,按照人才培养的需求去改变组合方式,才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方向。三是单纯掌握语言技能难以适应国际合作交流,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迫在眉睫。因为单纯技术层面的外语交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教育领域,对外交流合作越来越依赖双方文化思想层面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因此以跨文化思维对外开展更为深层次的思想意识的沟通在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变得更为重要,是减少风险成本、决定合作成效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说语言是打开另外一个世界的钥匙,但语言学习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并不是一个同步抵达的过程,在开设大学外语必修课的同时,要同步将跨文化类的课程纳入大学必修课,补足国际化人才缺失的文化内涵,知识结构上的丰富对于技能性学习的促进作用可能更为显著。

  其次,要将经济商贸和中国文化作为国际化人才的必修课。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硕果。世界各国热衷于与我国开展各种经济贸易合作,成为中外交流合作的主流,并随之带动了人文领域的互通互访。因此,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基本知识应该进入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体系,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必修课。不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不会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在对外交流中是软肋,也局限了自身的岗位适应能力。将中国文化纳入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体系,则是出于补短板的考虑。一直以来,受工具主义的影响,国际化人才与其他人才的区别就是外语掌握程度的差别,只要能用一口流利的外语沟通双方的交流,就被称为国际化人才。从当前我国对外交流面临的困境看,缺少的恰恰是能在外语语境中讲明白中国观点和中国立场的人才,这要求国际化人才必须深植于本土文化之中,讲得清历史的中国、当代的中国及其二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当代文化应该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必修课,这也是人才培养适应中国对外交流领域逐步扩大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对人才提出“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的要求,笔者认为,作为国家形象代表的国际化人才,在培养上要首先做到这一点,正确看待自我和他者,要建立在深厚的经济、文化基础知识之上,否则以零星、片段、感悟为基础的沟通,有效性和影响力会大打折扣。

  最后,要建立与国内国外相关机构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开放性办学是现阶段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办学模式转变的基本要求。不了解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不调整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内容,不培养新兴产业急需的专业化人才,高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的三个基本问题就难以真正落地得到解决。目前,高校培养人才与实际社会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与关起门来办学、延续既往培养模式的惯性有关。从国际化人才培养来看,政府、企业在广泛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对国际交流合作实践中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人才、目前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缺陷是什么等问题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和思考。如果高校与政府、企业之间无法形成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就会出现人才培养脱节的问题。因此,高校对“一带一路”战略所需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要从目前国际化人才基本素养、类型等方面入手,结合本校学科专业特色,思考人才培养优化的问题,而不能将这个问题留给政府、企业在工作实践中去解决。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对方国家的政府、企业、教育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培养我国的非通用语人才,还是培养对方国家的汉语人才和工程技术类人才,与对方的合作探讨,会让人才培养的方向与实效更贴近现实本身,而师生通过身处异国他乡的学习,在语言学习运用、对方国家的风土人情的掌握等方面达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同时,高校还需发挥好与世界高等教育的联接作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进行教育资源的重新整合与联接,保障人才培养方向、人才培养标准均符合国家对外开放发展新格局。

  综上所述,新型国际化人才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新阶段的现实需求,需要高校重新思考国际化人才的文化内涵,针对本校学科专业特点,研究不同人才类型的国际化培养问题,补足短板,看到长远,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大批通晓对方语言、具备国际视野、能够进行跨文化沟通的国际化人才。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6期第5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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