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堪称世界之首，其本科教育更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就起到了引领全球本科教育发展的作用。如哈佛大学于1945年颁布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不仅触发了美国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的改革，而且也对全球众多国家本科教育的发展相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高校当前实施的通识教育建设依然参照了《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所倡导的理念和实践模式。另外，美国大学的科教融合、技术创新与转换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如世界科技重镇硅谷的诞生和腾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周边大学的知识创新和智慧投入，以及高级人才的杰出贡献。

　　美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与其与时俱进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如认证、专业审核、问责、学习成果评估、效能透明度等息息相关。美国大学在20世纪初就开始实施的大学认证（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以及后来推广的专业认证（program accreditation）为大学办学和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和方向。到目前为止，认证仍然是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最基本的也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内部广泛开展的专业审核（program review）对专业建设以及教学绩效进行深入细致的评审，并将评审结果作为向认证机构展示办学效能的主要证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与其典范性的专业审核就有直接关系。

　　大学问责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质量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大学自主或者通过加入相关机构管理的问责机制向社会公布大学办学效能数据和证据的途径，是回应社会对大学办学质量质疑的有效措施，也是大学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窗口。

　　20世纪末期开始实施推广的学习成果评估（learning outcomes assessment）超越“输入-输出”的质量评估模式，将教育质量的评估内容聚焦于学生的学习成果，即对学生学到了什么、能做什么所开展的评估。而且这种基于预设的学习成果的评估更加重视学生完成这些成果的过程，也就是学生循序渐进地完成学习成果的“达成度”。这种“追踪”式的评估有利于学校及时了解学生在课程、专业乃至本科教育的不同层面、不同阶段的学习进展情况，有助于学校及时发现学生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洞察教育症结、补救成果缺失。学习成果评估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保障本科教育质量方面所取得的最具突破性的成就。认证机构和大学内部的专业审核也将学习成果评估指标纳入到相应的评审指标体系之中。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学习成果评估通常是大学内部推动的提高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是对教育效能的真实有效问责。

　　显然，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是多维度的。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质量保障体系与大学效能紧密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高度透明的内部自评和外部监督的体系。也就是说，评估部门以及大学最大程度地公开大学评估数据和信息，主动向社会公布办学效能证据，以提升学校内部对教育质量的自我认知，并达到接受社会监督的效果。当然，在这个透明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评估机构、各类高等教育学会、社会团体以及大学本身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以监督与促改为目的，营造了良好的合作与互信并存的评估文化氛围。这种高度透明的效能问责评估文化植根于质量保障体系，值得致力于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借鉴。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和卓越成就。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 7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个入学率仍然偏低（美国2016年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是70%），但与1978年恢复高考时的入学率（2.8%）相比，已增加15倍；与21世纪初的毛入学率（大致15%）相比，也已增加了 2倍。另外，20世纪末期启动的“985工程”和“211工程”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双一流”建设项目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尤其是科研质量的提升发挥了巨大作用。最显著的证据恐怕就是中国大学在全球各类大学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断攀升，在世界顶级刊物，如Cell, Nature, Science等）发表的论文数量逐年显著增加（如从2000年的40多篇增加到2015年的将近300篇。当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效能问责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如目前的问责主要聚焦于财务管理方面，对大学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果以及大学效能方面的问责甚少；大学内部的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因此缺乏内部问责动力，作为“教”的主体的教师参与教育质量问责活动的积极性和程度极低；大学问责的透明度很小，即便是有的大学为了提升教育质量，或者是为了迎接教育行政部门实施的本科教育质量评估和水平审核等活动开展了自评和问责评估，但有关的评估数据和效能证据，尤其是与本科教育质量和学习成果相关的数据仍然是不透明的。在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网站上，很难找到与办学效能指标相关的数据。即便是有的大学公布了办学规模方面的数据和学生就业报告，但这些数据和报告要么是隐藏在大学的基本概况介绍之中，要么是在职能部门的网站上公布，而不是通过院校分析研究的形式通过系统的、易于检索的格式展示在大学信息平台之上。在信息时代，大学如此保守和封闭的状况亟待引起管理者的反思和改进。

　　本研究对美国近些年来实施的四项本科教育效能问责“透明度”项目进行分析，旨在为中国高等教育加强大数据时代基于“循证”模式的效能问责及提升透明度提供借鉴，也希望为致力于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有关学术团体以及大学本身在通过专业网站和学校网站有效地展示问责和评估证据提供参考。本研究在阐述美国本科教育效能、问责及大学透明度的背景之后，聚焦于回答三个问题。①美国本科教育效能问责“透明度”项目的实施机制及其特征如何？②“透明度”项目包含哪些指标、有何含义？③“透明度”项目在提升本科教育质量方面有何实践价值？本研究最后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升大学本科教育效能问责透明度提出借鉴和参考建议。

二、美国本科教育“效能”“问责”与“透明度”

　　“院校效能”（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IE）是当今美国高校较为流行的一个与质量保障有关的术语，大约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魏署光和威廉姆·奈特的研究结果，IE最早是由美国南部地区认证委员会（South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 SACS）于1984年12月10日提出的。SACS将院校效能界定为，“高校明确办学目标，并实现自身办学目标的有效性。”显然，院校效能的初衷是在大学制定了明确的办学目标后，评价大学在实现其目标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和效果，为质量改进提供证据。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在解释IE时强调，“当前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动态性、不稳定性以及不可预见性将持续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影响。大学利用资源实现办学目标的程度将依赖于其目标的明确性以及确定优先发展事项和解决问题的意愿。同时也需要对现状进行评估，对改革程序进行重新设计，并通过对大学高层领导进行综合培训树立他们改革的决心等。”ACE的解释再次提出大学明确办学目的对评价“院校效能”的重要性。与此同时，ACE也强调在持续变化的大环境中，通过“评估”“改革”等提升资源利用率是大学提升“院校效能”的重要手段。显然，“院校效能”的内涵已远远超越了大学目标的确定，其反映的是大学的组织执行能力。而作为大学，最能反映其组织执行能力的便是教育质量。为了推进院校效能的发展，美国部分曾从事院校研究工作的学者和行政管理人员于2013年成立了美国高等教育院校效能学会。从院校效能学会开展的活动以及相关职位招聘情况看，美国大学的院校效能工作发展速度和前景非常值得关注。如密苏里大学系统于2018年11月新设置了院校效能助理副校长的职位，专门负责研究制定院校效能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诊断大学在院校效能方面存在的问题。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如同美国大学的院校研究和问责一样，虽然院校效能也应该涵盖大学办学绩效的各个方面，但这些研究、评估、问责活动及其效能评价指标实际上主要聚焦于本科教育的成效和成果。毫无疑问，这个聚焦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美国大学对本科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大学教育回归初心的实际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本研究在题目中突出“本科教育效能问责”的缘由。

　　“问责”（accountability）是美国大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起源于纳税人和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校友、捐款人、家长以及学生对大学办学质量的质疑。也就是说纳税人和投资者要求大学拿出证据来解释大学是否有效地利用资源来开展教学、科研以及公众服务活动，更重要的是大学是否完成了承诺的办学任务。这实际上就是前文阐释的“院校效能”。美国教育理事会对“问责”的定义是：“向公众展现和解释目标的达成情况”。显然，“问责……意味着一些人有权要求另一些人按标准行事……若不遵守标准，他们将受到制裁”。当然，问责的目的不是惩罚和制裁，而是希望大学通过回应纳税人、投资者以及社会团体的质疑来增强大学的透明度、发现存在的问题、接受社会监督、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并最终提升院校效能，圆满完成大学的办学使命。“问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美国许多高等教育学术团体开发了网络问责报告体系。最为有名的是美国州立学院与大学学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ASCU）以及公立与赠地大学学会（The 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 Land-Grant Universities, APLU）共同开发的《大学自愿问责体系》。这个体系也是本研究所要分析的“透明度”项目之一。它从招生、学生资助、校园生活、学生就读经历、学习成果、学业进展等多个方面公布相关资料，为参与大学与同类大学进行比较提供“标杆”参照（benchmarking）数据。另外，也有许多大学通过自评，形成综合性的问责报告，并通过网络等多种形式公开发行。最有代表性的大学内部问责体系乃属加州大学总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ffice of the President）的年度问责制。院校研究部门从2009年起每年利用大约150项指标从14个办学领域对加州大学的办学效能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解读。笔者从这个体系建立以来就一直参与相关的数据分析和评估工作，对其在提升大学透明度方面的价值体会深刻。

　　大学“透明度”反映了大学向社会公开展示其办学效能证据的程度。“透明度”有利于公众监督大学使用经费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利于未来就读大学的学生及其家长在选择大学、专业甚至是课程之前了解他们就读大学的教育价值；也有利于未来的雇主有效地判断毕业生学业成绩的内涵价值，评价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未来的发展潜力。“透明度”与“问责”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透明度”的“问责”就像“黑箱”作业，既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也达不到社会监督的作用；同样的，没有“问责”的“透明度”是空虚而无用的，是掩盖事实的透明度，甚至会误导社会对大学的认知，降低社会对大学的监督功能。

　　为了提升大学透明度，美国政府部门在过去10多年先后出台了多项法案。如联邦政府于2011年颁布的《高等教育透明度法案》，要求“除了医学和牙医专业的所有高校要在学校网站向公众公开大学开设的所有授予学分的课程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详细阐述学习要求、专业要求、阅读资料清单、专业知识的教学大纲等，授课教师简历，课程经费预算和来源、学生修课的花费（书本费、设备费以及参加课外活动的费用），学习成绩等。事实上，美国大学教师从很多年前就在学院教学网站公布非常详细的教学大纲。笔者20世纪90年代末在美国修习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时，就可以在教学网站上下载所有课程的教学大纲。另外，作为教学助理，笔者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的网站，其中就包括上传和更新所有教师的教学大纲、阅读资料等。

　　美国联邦政府2014年再次颁布《强化高等教育透明度法案》，要求大学给学生和家长提供大学招生和教学信息，让他们在选择大学时有足够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这项法案要求公布的信息包括不同背景学生（如享受贫困学生助学金的学生）的毕业率、就读大学的费用开支等。也正是由于这项法案的执行，美国教育部和国家教育数据中心开发了“高校记分卡”（College Scorecard）网络平台。所有享受联邦政府助学金的公立、私立大学都必须提交，并在这个网站公布关于高校费用、毕业率、贷款违约、平均贷款总额和毕业生就业结果的信息。这个项目也是本研究的对象之一。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以及家长对高校的透明度仍然不满意，尤其是对学生学习成果数据的透明度不满意。但客观地评价，美国大学的透明度已经非常高了。笔者查看了20多个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大学网站发现，美国的大学在世界各国大学中公开数据的量是最大的，对数据的诠释也是最细的。这也许与美国大学院校研究的普及化程度有关。如加州大学所有员工的工资、不同背景的学生学业完成率、毕业生工资收入、本科学生就读经验以及学生对专业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均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布。事实上，美国所有大学都不同程度公布了类似的数据。

三、美国本科教育效能问责“透明度”项目

　　（一）“透明度”项目的运行模式

　　本研究选取的“透明度”项目包括四项。它们分别是“大学与学院问责网络”（University and College Accountability Network，U-CAN）、“自愿问责体系”（the 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VSA）、“自愿问责框架”（the Voluntary Framework of Accountability，VFA）以及“大学记分卡”（College Scorecard, CSC）。

　　U-CAN是由美国独立学院和大学学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AICU）开发和管理的问责“透明度”项目。这个项目旨在为选择就读独立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以及家长提供关于大学教育和效能方面的准确信息。NAICU成立于1976年，目前有1 000多个大学会员，占美国1 700多所私立大学的60%左右。这是美国唯一一个代表私立大学的学会，也是美国六大主要高等教育学会之一，旨在代表私立和非营利大学促进美国联邦政府制定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多年来，社会公众对私立大学的效能有很多批评和抱怨，包括学生难以支付昂贵的学费、私立大学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缺乏多元化、许多学生毕业时债务累累、投资大学学位不再是明智的选择等。U-CAN正是针对这些批评，希望通过展示数据，提升大学透明度，消除公众对私立大学的误解而开发的“透明度”项目。私立大学可以自愿决定是否加入U-CAN。截至2017年5月，加入U-CAN的大学有879所，包括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著名私立大学，占所有NAICU会员大学的80%左右，占所有私立大学的53%左右。目前公开本科教育效能信息的大学有558所。U-CAN展示的数据都是由大学自己提供的。

　　VSA是由美国州立学院和大学学会（AASCU）以及公立和赠地大学学会（APLU）共同支持开发的计算机网络问责体系，旨在支持高校的数据需求以及利用全国数据提升大学效能透明度。AASCU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其宗旨是与大学共同努力，为学生提供入学机会、提升支付能力（降低教育成本）以及丰富教育机会，并致力于营造大学协同发展的文化共同体。目前，加入AASCU大学有400多所。APLU实际上是一个高等教育的国际协会，其职责是通过研究、政策影响等措施加强和提升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公立大学的发展和进步，加强学生的学业完成率、学业成功率、学习投入度、科学研究能力等。目前由238所大学会员组成，包括研究型大学、美国赠地大学、州立大学以及9所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公立研究型大学。这两个学会均属美国六大高等教育学会。AASCU和APLU于2006年共同倡导建立VSA，当时正值美国教育部部长Margaret Spellings领导颁布了《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规划》，引起了高校对大学“标杆”参照比较以及信息透明度的高度重视。VSA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四个渠道：①美国高等教育数据系统（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 IPEDS）；②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调查问卷（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Survey）；③学生成就测评（The　Student　Achievement　Measure,　SAM）；④美国教育部大学记分卡（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College Scorecard）。目前VSA有4 200所成员大学，几乎涵盖美国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学。

　　VFA是社区大学的问责“透明度”项目，是由美国社区学院学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AACC）与其他有关组织合作，于2009年开发的。AACC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六大学会之一，成立于1920年，是为美国1 200多所社区学院以及授予副学士学位的两年制大学服务的社会团体，其服务涵盖学院领导力提升、政策咨询、革新项目开发、研究以及科教融合战略发展等。在这些学院就读的学生占美国所有本科阶段学生的一半。VFA的开发得到了60多所社区学院的支持与参与，其主要目的是为社区学院以及其他两年制大学提升问责“透明度”服务。

　　CSC是本研究中唯一一个由联邦政府负责开发和实施的问责“透明度”项目。如前所述，这个项目是响应联邦政府2014年颁布的《强化高等教育透明度法案》所开发的为大学提升办学效能问责透明度的网络平台。CSC的宗旨是，将“比较高校如何培养学生成功的权力置于学生和家长之手”。CSC数据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收集到的大学数据（如IPEDS），以及由美国六大高等教育学会支持成立的SAM（Student Achievement Measure）问责“透明度”数据平台。这个平台的开发得到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纽约卡内基公司、APLU和AASCU的资助。SAM项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网络平台向社会各界提供更加综合和完整的测量学生学业进展和成就的信息，帮助大学提升本科学生学业完成信息的透明度。大学可以自愿决定是否参加SAM项目。目前参加的大学包括著名的私立大学如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以及顶级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800多所大学。由于CSC基本涵盖了SAM的所有数据，在此只介绍CSC，而未将SAM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

　　（二）指标体系

　　由于“透明度”项目的构建目的以及参与大学的类别不尽相同，所以各项目的指标体系也存在差异。但归类起来，这些项目基本上涵盖了大学本科教育效能的各个领域，包括学生规模、多元化、支付能力、资助、专业设置、办学条件、招生、学习成果、学业完成率、就业状况、工资收入、学生毕业时的负债等。

　　1.学生和教师规模及多元化。四个“透明度”项目均展示了大学在校本科学生的规模，其中U-CAN还展示了研究生学生数，VSA展示了教师数。另外，四个项目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基于学生背景（如性别、族裔、年龄、家庭收入等）测量的大学多元化程度。VSA还从性别和族裔两个维度展示大学教师的多元化程度，并与学生的多元化程度进行比较，更具有借鉴价值和决策意义。如康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在校学生2.7万多人，其中女生刚好占50%，非白人学生大约占30%；而该校1 700多名在任教师中，女教师和非白人教师的占比分别为41%和21%，分别低于女学生和非白人学生占比10个百分点，导致了学生多元化和教师多元化之间的失衡。

　　2.学生消费、资助和毕业时的债务。大学消费、学生资助以及毕业后的债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的相对支付能力。对家庭收入低的学生来说，支付能力本身就很小，如果大学费用高、资助力度小，就会大大降低学生的支付能力，影响学生就读大学和完成学业的比率。在本研究选取的所有四项“透明度”项目中，除了聚焦于消费相对很低的社区学院的FVA项目没有监测学生就读大学的消费指标外，其他三个项目都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消费、资助以及毕业时的债务数据。如CSC数据显示，哈佛大学本科学生的年平均支付费用是1.5万美元，但哈佛大学的网站显示，就读哈佛大学的学生年平均消费（学费、食宿费等所有费用）大约是7.5万美元，也就是说按照平均计算，学生自己支付的费用仅占所有费用支出的20%左右（1.5万美元/7.5万美元），其他80%的费用都由联邦政府以及学校的各类资助和奖学金支付。而对于低收入的学生而言，资助比例会更高，甚至可以达到100%，也就是支付所有花费（7.5万美元）。显然，哈佛大学的这种资助模式大大提升了学生的支付能力，也就是说家庭收入低的学生只要能被哈佛大学录取，不存在支付费用难的问题。又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中有26%的学生享受联邦政府资助，扣除各类资助和奖学金等，学生的年平均支付费用略高于1.4万美元；另外，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毕业时拥有贷款的学生的平均债务是1.3万美元，在三年内有80%的学生可以还清贷款，这些学生平均每月大约偿还140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学生的大学投入具有很高的回报价值。

　　3.专业设置、教学条件和毕业要求。U-CAN和CSC提供了参与大学的专业设置信息以及获得学士学位的学分要求。U-CAN的学分指标还包括关于认可学生转学分的政策和要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美国大学转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两年制学院转入四年制大学的现象尤其普遍。如加州大学每年招收的学生中有1/3的学生是社区学院的转学学生，而伯克利和洛杉矶两所“旗舰”分校的转学学生在所有学生中的占比已达到40%。事实上，美国两年制大学的办学任务之一就是开设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为转学学生做好准备。很多州的四年制公立大学与两年制的社区学院都签署学分互认协议。这样的信息透明度犹如“雪中送炭”，显然对具有转学意愿的学生意义重大。

　　关于教学条件的指标主要包括班级规模、教师最终学历以及生师比。如U-CAN项目数据显示，芝加哥大学的生师比是5∶1，100%的教师拥有其专业领域可以授予的最终学历，在所有开设的1 543个本科课程班级中，规模在2~19人的班级是1 234个（占80%），20~39人的班级是193个（占13%），40~99人的班级是97个（占6%），100人以上的班级只有19个（占1.23%）。又如，VSA的数据显示，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生师比是17∶1，少于50人的教学班级占所有教学班级的77%。由于受办学经费的影响，美国私立大学的生师比以及班级规模普遍小于公立大学。事实上，这两项指标也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两项合计权重占比达9%。另外，生师比也是QS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权重分别是10%和4.5%。众多研究表明，生师比、教学班级规模与教学质量存在相关性。这也许是U-CAN和VSA将这个指标列为本科教育效能检测指标的原因。

　　4.本科招生。由于社区学院的招生基本上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说所有愿意就读社区大学的学生，无论高中成绩如何、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进入社区大学选修课程。也因为这个原因，聚焦于社区学院办学效能问责的VFA“透明度”项目没有展示招生方面的数据。其他三个涉及四年制大学的“透明度”项目都从多个维度展示了大学招生信息。这些指标包括招生要求、申请人数、录取人数、录取率、标准化考试成绩、高中成绩绩点（GPA）等。如CSC展示的数据显示，斯坦福大学入学新生的SAT阅读成绩的分布区间通常是680~780分（满分是800分），数学成绩的分布区间通常是700~800分，写作成绩的分布区间通常是690~780分。相比之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入学新生在这三类考试上的成绩分布区间就大很多，分别是570~710分、590~760分和690~730分。虽然这两所大学的招生都采纳综合评审办法，也就是要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评价，但学生要想进入竞争更加激烈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18年的本科录取率分别为5%和14%），仍然需要有更好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学业能力仍然是最重要的。

　　5.大学完成率。“宽进严出”是国内许多学者对美国本科教育的认知和评价。但根据笔者从事招生、学习就读经验以及学业完成方面的研究经验，美国研究型大学，尤其是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用“严进严出”形容更为恰当。如前所述，大学招生的“综合评审”制度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即便是取得标准化考试成绩和高中成绩满分的学生，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被这些顶尖大学录取。同样地，任何学生进入大学后都面临学业的艰苦挑战，只有两样东西能为你圆满完成学业 “保驾护航”，这就是投入足够的时间（time）和专注的精力（effort）。即便是在哈佛大学，能够在正常的四年本科教育阶段顺利完成本科学业的学生也不到90%，在六年后也有3%的学生不能毕业。当然，任何学校绝对不能以“严出”为借口，预设毕业率，阻挡学生毕业。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大学必须在不降低教育质量的情况下投入更多的资源、付出更多的努力，为学生按时顺利完成学业创造条件。本研究所阐述的“透明度”项目均根据参加大学的特征，利用不同的学业完成指标展示学生第一年的保留率以及四至六年的毕业率。为了满足对社区学院的办学任务和效能问责，VFA还包括转学学生的合格率以及转入四年制大学的比率。除此之外，CSC也追踪报告从一所大学转入另一所大学的学生的完成率。

　　6.校园文化生活。美国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学习机会，这也是研究型大学在招生中利用“综合评审”制度的原因之一。大学希望招收的学生有意愿在就读大学时既能学习课程知识，同时积极参与课外活动，提升包括情感和认知能力在内的综合素质。当然，学校必须合理设置课程教学，并为学生提供课外学习机会。U-CAN所展示的大学提供的课外学习机会包括10多个维度。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文化生活包括10个维度：①学术讲座和课外学习机会；②体育活动；③学生组织；④海外学习；⑤体育俱乐部；⑥个性化住宅；⑦社区服务机会；⑧文化艺术机会；⑨残疾学生服务；⑩学生勤工俭学服务。

　　7.未来发展指导以及毕业后的工作收入。虽然人们对大学的教育使命仍然存在争论，尤其是一直在讨论教育的目的是在培养专业技能，还是塑造学生的思维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都面临下一步的选择，要么是继续深造，要么是就业。大学如何根据学生的发展取向为学生做好下一步的选择准备是非常重要的。U-CAN项目展示了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实习、就业、继续深造等方面的信息。CSC则提供了低收入毕业生（就读大学时享受联邦政府资助）10年后的平均年工资。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低收入毕业生10年后的年工资大约是6.5万美元，而加州理工学院低收入毕业生的年收入是8.6万美元，但同处于加州的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毕业生的年收入还不到5万美元。这个结果也表明，大学的教育质量、教育投入以及学生的学习付出与毕业后回报是有关系的。这也是大学效能的一种合理结果。

　　（三）“透明度”项目的特征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仅仅介绍了四个本科教育效能问责“透明度”项目。事实上，美国类似的项目还有很多。如21世纪初实施的“合格检验：国家高等教育报告卡”（Measuring-up: The National Report Card on Higher Education）、聚焦于成人教育的“实现梦想（ATD）”等。这些项目以及本研究所介绍的四个“透明度”项目具有相同的特点和实践价值：①各类高等教育学会在本科教育效能问责“透明度”项目的构建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②依据大学类别构建教育效能问责项目，有利于“同伴”大学之间的参照比较；③展示的数据涵盖从招生到就业的本科教育的全过程，对本科教育效能问责的监测全面完整；④这些项目为大学公开数据，提升本科教育效能问责透明度提供了便利途径；⑤为大学“知己知彼”提供了便利条件；⑥是社会公众了解和监督大学最有效的窗口。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透明度”项目也存在很多问题。如除了CSC以外，其他三个“透明度”项目都是大学自愿参加，所以到目前为止参加这些项目的大学仅仅是一部分，还有很多大学没有参加。其次，除了VFA涵盖了学习成果评估的部分指标外，其他“透明度”项目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测评学生学习成果的效能指标，如学习成果评价结果、资源投入与教学改进的成效等。也就是说，目前的“透明度”项目与当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所倡导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成果评估模式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四、总结与启示

　　美国大学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渠道公布本科教育效能问责数据，特别是在学术团体的大力支持下，构建了不同类型大学的“透明度”项目，为大学提升效能透明度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相关性研究来探讨“透明度”对提升教育效能是否有积极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本研究的“透明度”项目不仅为大学提升教育效能自我认知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也是社会监督大学的窗口。如果我们认可大学自我认知和社会监督对提升大学效能是有积极作用的，就足以说明透明度项目的实践价值和意义。虽然中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不尽相同，但美国在提升教育效能问责“透明度”方面的实践经验至少对中国高校有参考价值。

　　第一，学术团体应该在提升大学效能问责“透明度”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网站公布的信息，包括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分支机构、大学高等教育学会、行业高等教育学会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学会在内，中国有超过110个高等教育类的学会。虽然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学术团体的功能不完全相同，但这些学会完全可以或多或少地发挥像本研究阐述的美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作用，利用自身的感召力以及具有的专业（如教育评估分会）或者行业（如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优势率领成员大学在分享经验的同时，构建效能数据“同伴”分享共同体，促使大学用同样的指标、同样的收集数据方法以及同样的模板展示效能数据，提升其教学质量的透明度，强化大学自我认知和接受社会监督的力度。

　　第二，大学必须要有勇气公开教育效能数据，有信心面对挑战，有自主意愿和魄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大学是非常缺乏透明度的，不仅没有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公开的效能“透明度”平台，大学网站上的信息也少之又少。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除了没有组织负责构建这样的共享平台、缺乏相关数据外，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大学缺乏接受社会监督的意愿，也没有勇气公开相关的效能数据。如果能排除后面的障碍，从技术层面来说，建立数据共享平台、收集数据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第三，构建同质性大学联盟，会员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分享评估结果，总结办学经验，提升办学质量。美国各类大学联盟比比皆是。除了上面阐述的由学术团体组建的各类数据分享联盟外，具有同质性的大学自愿组织的联盟在效能数据和办学经验共享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隶属美国大学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AU）的美国大学数据交换联盟（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Data Exchange, AAUDE）就是非常活跃的数据交换和共享联盟之一。这个联盟是由顶尖的60多所大学组成，它们共同分享大学办学效能方面的数据。虽然成员大学分享的数据仅供成员使用，但对大学共同研究讨论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措施发挥了巨大作用。由加州大学伯克利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负责的研究型大学学生就读经验调研联盟（Student Experience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Consortium, SERU）是另一个快速发展的数据共享联盟。参加SERU的大学已有30多所。它们共同分享本科生就读经验数据，并通过数据分析共同讨论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措施。中国也有类似于AAU的大学联盟，如C9联盟。但C9所提供的只是一个交流平台，并没有数据共享互换的功能，对提升本科教育质量和效能问责透明度所发挥的作用甚微。

　　第四，深入开展院校研究和院校效能研究，加强大学数据系统的建设，为效能问责透明度奠定基础。本研究阐述的“效能”“问责”以及“透明度”都是基于实证数据，这就要求大学必须构建庞大的数据系统，必须开展有效的院校研究，否则所有这三项工作都不可能付诸于实践。过去2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在推动大学院校研究工作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理论研究层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如果大学没有数据，院校研究的实践工作是难以完成的。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大学已经普遍构建了数据系统，但其完整性（不全面）、整合程度（数据“孤岛”）、数据使用的权限（很多大学院校研究人员是无法直接进入数据系统的）远远不能满足院校研究的需求。所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大学开展效能问责活动，更谈不上提升透明度。中国很多大学的主要领导都是院士或者某一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和科学家，相信他们对科学的价值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提升“循证”决策和科学管理大学的能力也应该是他们的意愿。若果真如此，构建完整丰富的数据系统应该是他们提升大学效能问责“透明度”以及营造科学管理大学的文化氛围之首要任务。